豪华墓碑图片样式和石碑的文化价值

墓碑是块雕琢后的石头，也叫做石碑，墓碑如同逝者的一个名片，一些豪华大墓碑图片样式往往引起人们的企盼、探索和回味，修建豪华石墓碑这种普遍的心理现象有着遥远的历史积淀，包含着思想层面的吉祥风水寓意和习俗层面的种种原因。

最近几年间，我们长城石雕察了一些幸存于乡间或博物馆的古老墓碑，以及现代公墓中的墓碑群。在亲睹间可以发现，墓碑夸耀着家族的悠远来历，赞颂着祖先生平的功德，指着任意一处文字、雕刻或绘画，透露出其中刻意设计的玄机。那些墓碑有血肉有神经，维系着家族的死生祸福、兴衰荣辱，牵连着人们内心的幸福和疼痛。在*丧葬文化中，理想的墓碑有什么样的设计要求，有什么样的艺术特征，有什么深层的意……它默默地伫立了千百年，在流传千百年的岁月里，存储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和设计情感。

龙头碑

我们长城石雕试将墓碑研究升华为一种文化责任，探寻墓碑在*这个古老文化熏陶下所承载的设计内涵。“事死如事生”，对其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坚定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由于碑具有刻载文字、记事、纪功、颂德、褒奖、寄情、标识等多种多样的作用和功能及其多方面的独特价值。因此，石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立碑的动因也越来越复杂，其用途亦越来越广“泛，数量和种类因此而越来越多。碑内容所涉包含政治、军事、法制、吏治、文字、语言、宗教、等因素。我们总结一些修建墓碑的寓意。

一、修建墓碑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古人刻石记功、树碑立传，是一件极其隆重、虔诚的事，现在的雕刻制作石碑有功德碑、坟地墓碑、烈士陵园纪念碑等，每一种石碑制作都是庄严隆重的事情。

二、碑石镌华

墓碑作为礼制和民俗的物化品。其形制、石质、纹饰、造型、制作、工艺等设计要素其实体现了树碑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尊卑，形象地展示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差异和不同的礼仪制度、殡葬习俗。同时，墓碑记载着家族关系，就相当于族谱一样，对一个姓氏、家族来说，有种重要的意义。

三、墓碑与文字历史

*历代的石碑它以静态的沉默极其真实、清晰、完整、形象地展现了汉字字体由篆及隶至楷行之变的轨迹，是研究汉字字体变迁史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碑石还保存了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是证经史、补史阙，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的重要资料。例如：

1、《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唐元和九年，814)由粟特、突厥、汉三种文字组成;《唐蕃会盟碑》(唐长庆三年，823年，俗称《长庆碑》，又称《长庆舅甥会盟碑》或《唐着和盟碑》)由汉、藏两种文字组成;

2、《阙特勤碑》(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由汉、突厥两种文字组成，2010上海世博会见其复制品：《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由汉、西夏两种文字组成;元代的《居庸关云台六体文石刻》(元顺帝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由汉、梵、藏、八思巴、古维兀尔和西夏六种文字组成;

3、《喀德林。维利翁尼墓碑》(约13-14世纪)在扬州”，用的是拉丁文;

4、黑龙江明代的《永宁寺记碑》(水乐十一年，1413)由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组成；5、清代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乾隆三十六年，1771)由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组成;陕西户县重阳宫祖庵碑林众多的汉蒙互排碑刻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四、墓碑、石碑与书法

尤其是清代碑学之风盛行以来，碑学更是风靡一时。而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墓碑雕刻，确实也是历代书法艺术大师佳作精品的荟萃，篆、隶、楷、行、草皆不乏稀世珍品。以所考察西安碑林书法宝库为例：

1、篆书李斯《峄山刻石》(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虽为翻刻，确为珍宝;

名人题词的书法碑

2、唐尹元凯《美原神泉诗序碑》(唐垂拱四年，688)，李阳冰书《三坟记碑》(唐大历二年，767)。

3、汉代《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摄二年)、《仓颉庙碑》(汉延熹五年，162)、蔡邕《熹平石经》(东汉嘉平四年，175)《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唐梁升卿《御史台精舍碑》(唐开元十一年，723)、史维则《大智禅师碑》(唐开元二十四年，736)、韩择木《告华岳文》(天宝元年，742)和唐玄宗《石台孝经》(天宝四年，745)等;

4、草书有隋代智永、唐代张旭、怀素等书的《千字文》(贞元十五年，799)为则，历来为学术者重;由隶到楷晋《司马芳残碑》(北魏太武帝至文成帝兴光初，424-454);

5、楷书，有北魏书法珍品《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等，隋代《孟显达碑》(隋开皇二十年，600)等，唐代欧阳询书《皇甫诞碑》(初唐，年代不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武德九年，626)、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唐龙朔三年，663)，褚遂良《同州三藏圣教序碑》(唐龙朔三年，663)、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唐天宝十一年，752)、《颜勤礼碑》(唐大历十四年，779)等和柳公权《玄秘塔碑》(唐会昌元年，841);

6、行书，有唐代僧怀仁集王羲之字刻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唐高宗李治咸亨三年，元672)、僧大雅集王羲之字刻成的《兴福寺碑》(此碑又称《吴文碑》或《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开元九年，721),元代赵孟频《游天冠山诗碑》(年代不详)，明代董其昌《株陵旅舍送章生诗碑》(年代不详)。所有这些碑刻，都是我国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瑰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五、墓碑与藏典书籍

墓碑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的宝库。其中尤以“石经”的刊刻与传承有代表性。《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伊始，接以《魏始石经》(正始二年，241)至《开成石经碑》(太和四年-十一年，830-837)则蔚为大观，其多达114石、228面、总计650252字，囊括《周易》、《毛诗》、《尚书》、《周礼》、《礼记》、《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典，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质书库，对我国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碑刻又是集文人雅士文赋诗词的载体，如“浯溪碑林”50,唐代元结、皇甫堤、韦祠，宋代秦观、杨万里、范成大、李清照，明代王冕、清代袁枚、何绍基等皆留文其上，特别是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大历六年，771)更是轰动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而碑之纹饰章节所言《大智禅师碑》、《道因法师碑》《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博博尔代碑》等的图案花纹雕饰则成就极高的雕刻、绘画艺术珍品。

六、墓碑石碑记载的历史典故和史料档案

绵亘两千年的石雕墓碑，真实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是一座内容极其丰富、十分宝贵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农民起义史、科技史、水利史、地方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宗教史和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史料档案馆。例如，今藏岱庙的《琅邪刻石》(秦始皇时期前220-前210)记载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上农除末”、“匡饰异俗”、“尊卑贵贱”等一系列秦统一，全国以后所实施的方针政策。《陕西铜川清代炭案碑》记述了铜川地区清代煤矿业发展情况、业主的剥削行为、煤矿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矿工和农民反抗斗争的情况。清代《萨尔浒之战书碑》记述了清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

云南唐代《南诏德化碑》(唐大历元年，766)，记述了南诏初期历史及其与唐王朝的关系，辩说南诏与唐王朝的一段曲直，其文之雄辩高美，冠盖古滇。陕西耀县药王山有隋至明代刻制的一百余块碑石，其中明隆庆六年(1572)刊刻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记载了唐代大医药家孙思邈的医学着作和有关孙思邈的事迹。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清代《张化龙碑》(又称《邑武生升云张公道碑》，宣统二年，1910)记述和颂扬了当年张化龙领导陕西、岐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压迫的英勇事迹。明代《黄河图说碑》(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现藏西安碑林)如实记述了明代黄河五次夺淮入运河为患的事实和人民群众抗灾的业绩，是研究黄河水利史的重要史料;隋代《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586)记述了隋开皇六年募钱造寺的情况和寺院初创时的规模，是研究隋代佛教发展情况的重要史料。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明末《明德受记碑》(大顺元年，1644)，记述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逢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人食人，犬也食人”的惨痛景象，是研究陕西地方史的重要史料。明代云南《马哈只碑》(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记载了郑和之父马哈只的身世及家世，是研究郑和家世的宝贵史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