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制作和墓碑雕刻工艺

哲匠神工，传神阿堵，石碑雕刻制作这个行业，一开始并不为看重，但是石碑雕刻工艺的高低，可以说是刻工典型参与、发挥自身聪明才智，与书法家、为文者共同完成的作品。一开始刻工的作用只能是描摹书者的字迹，渐渐在实践中，在对工具、石材特性和长期的审美训练中，刻工自身的主动意识，也就是说刻工本身的智慧渐渐融入其中，技艺才进乎"道”的层面。

石碑刻工是书法神韵的呈现者

历代书家，欲转墨迹为石刻，是意识到刻工对体现其书法作品神韵的重要性的。殷周甲骨、青铜的铭刻，铭词简短，又大多数有重要的礼乐之用，加上当时对刻工还没有重视，所以此时金石，不见刻工姓名。“战国时期，开始了对制造、镌刻者的重视，绝大多数的石刻和少数铜器、漆器的铭文上，附入了刻工的姓名。即所谓‘物勒工名’”。“但这种意义，不是体现的对制造匠人的尊重，到更是为明确责任和“设计过程管理”的需要。隋唐时代此风逐渐兴盛，再以后，附在铭刻上的工人名字，则由个体而扩大为一家族，由一家一族而扩大为一个集体。如祖孙、父子、叔侄、翁婿、师徒、兄弟等等，同事工作的，已指不胜屈。武威安瓦族人从事镌刻工作，几乎延续了全部北宋时代。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其采石、磨碑、镌刻，有种种不同的分工，仅就辽、金两朝镌刻工人计，就包括了两三百僧俗的几辈人。这种一家、一族、一大聚落的工人集体，和南宋的临安、麻沙等地刻书业，聚集了不知数量的刻书工人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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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看一些著名书家，对于刻工的选择都相当重视，所虑者还是担心佳作失真。所以能见之典籍记载的，也留下了一些书者与刻工之间“互重”的许多故事。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他们的碑刻，一部分就出自镌刻名家万文韶之手:晚唐柳公权所写的碑铭，大多是邵建初、邵建和兄弟手刻;元代赵孟類所有碑铭，只有茅绍之所刻，才能显示出子昂超逸、俊俏的神韵;就是近代，书法家秦树声的墨迹，因为他不善于用硬毫;时有弱笔虚锋，但是他写的墓志，一经翰墨斋李月庭刻出，虚锋尽去，形成瘦硬挺拔，拓本反胜墨迹;赵世骏如果不请文楷斋刘明堂镌刻，他就拒绝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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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镌刻人精湛的技艺，对于表现书法家书丹的形、神极为重要。实在对石碑制作刻工放心不下时，有如钟繇等则亲自上阵。更有甚者，李北海所书《少林寺戒坛铭》的刻者为伏灵芝，《娑罗树碑》(唐开元十一年，723)为元省己，《麓山寺碑》(唐开元十八年，730)为黄仙鹤。他们都是北海自己的化名。“这种自书自刻和熟习书法的刻手，当然其笔法、笔意、神韵等等，都能从刀锋上表达出来。

小结：从现代一些碑的刊刻上来看，对刻工与为文、为书者共同构成整个设计的完成环节也是极为重视的。据北京著名的刊刻世家陈云亭先生之子，在《凝固在历史上的北京碑刻世家》一-文中回忆,为明末爱国将领袁崇焕《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就是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撰文，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书法家叶恭绰先生书写，由陈云亭亲自刊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碑文也是由老先生亲自镌碑。以此看，手工艺人的绝活，着实是碑整个制作过程极为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