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迎牟尼讲经说法浮雕-大型照壁佛祖说法图

佛教浮雕寺院壁画家庭别墅影壁雕刻《释迎牟尼讲经说法图》,绿色青、花岗岩石刻浮雕、总高三米,总长36米。图上刻释迎牟尼端坐莲台,两眼向前凝视,身后饰以背光,佛祖双手微微抬至胸前,手指屈作环形,表示正在说法传教.佛两厢侍立有佛门弟子、观音、文殊、普贤、大势至、天王、金刚及部众等。

整个浮雕照壁图像篇幅大,场面壮观,按佛教造像布局。人物造型生动.体态丰腆.刻绘精致,雕刻技术极高,实有盛唐佛教人物画之神韵，现代浮雕照壁中的制作典范。

从上图寺院照壁画面构图和人物布局来看,表现出了浮雕壁画厂家的高度技巧与才华,不失为佛教绘画.雕刻之佳作。在佛教中，释迦“说法”，不是简单的教化，而是意味着佛教的真理将犹如太阳，普照世界。因此代表释迦教义的“佛法”由“法轮”来象征，说法即为“转法轮”。而说法佛也不仅仅只有释迦的“初转法轮”还有弥勒说法、阿弥陀说法等。“说法佛”身份的确定主要由不同的说法场景来确定。其他还有“灵鹫山说法”、弥勒“兜率天说法”等等。早期的说法图像中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转法轮手印。初转法轮的最主要的标志不仅仅是转法轮手印，还有代表性的“双鹿”和“法轮”。*著名的有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佛陀结跏趺坐在菩提树下，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裾。

下图也是佛祖说法浮雕

上图台座正面的“法轮”和“双鹿”是其主要特征。在拉合尔博物馆藏3世纪犍陀罗造像的初转法轮石雕，表现样式也相似。“初说法”是佛陀生平事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佛教而言，“初说法”的发生代表着佛、法、僧三者的联结，三宝俱足，佛教成为宗教的开始。“初说法”的故事通俗且具有重要意义，从古印度至中亚、南亚，乃至整个佛教艺术中都有表现。上图围绕以“初说法”佛传故事的文本与图像为主要内容，并对相关图像中变化的各个要素如闻法听众、说法印与释迦“初说法”到“说法”主尊变化的问题详细探讨。我们结合两次实地考察印度与多次考察国内各大石窟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同时对比国内外相关浮雕佛祖说法雕刻，力图建构“初说法”题材的造像系统。首先，梳理各种佛典经本中“初说法”故事，并对故事所涉及的人物如梵天、五比丘、外道以及重要的组成部分鹿野苑、轮宝、“法”等展开论述，分析经本之间的差异性与图像艺术间的互文性，同时确立“初说法”图像的主要构成要素，且对各经典中的“初说法”故事的记载与“五比丘”的确切姓名有所探讨。其次，详细讨论中印相关美术遗存的“初说法”图像。“初说法”图像主要分为无佛像时期象征物时代与佛陀形象出现以后的贵霜、笈多时期及以后的相关造像。

早期雕刻虽未出现佛陀形象，但以法轮或者法轮柱的图案来代替。主要包括桑奇三塔、巴尔胡特佛塔、阿玛拉瓦蒂艺术流派的艺术作品与早期石窟寺的雕刻，以及较新的考古材料康纳冈娜哈里佛教遗址中的有关浮雕图像；佛陀的人形形象出现以后，我们主要梳理犍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阿玛拉瓦蒂艺术、后期石窟寺艺术表现“五比丘会见”、“鹿野苑说法”等主题的图像脉络。并分析讨论*的“初说法”图像，涉及各大佛教石窟、造像碑等。再次，通过佛教艺术造像“初说法”图像中的法轮、双鹿的形式、侍从人物配置与主尊手印的变化，从而探讨相关主尊的身份、造像意图等问题并将此图像主题背后的佛教思想的变化进行解读。探讨初说法”的图像中闻法听众从早期的礼拜者发展到比丘，再到胁侍菩萨的出现，手势从*开始遵从经本的“触摸法轮”到无畏印、说法印的变化。同时比较分析犍陀罗式说法印与萨尔那特样式说法印的特点、说法手印的样式演变，整体对说法印的产生进行梳理。

*的“初说法”图像则从新疆云冈石窟中早期的盛大场景到敦煌晚唐五代宋的法华经变中的简单的附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度五比丘，宣传法理的意义，而是展现了佛教中的小乘“罗汉果位”到大乘思想“上证菩提”转变。最后，通过东西往来的求法僧与使者的文献记载，以及相关的东南亚流传“初说法”像与中巴边境的“初说法”岩画等图像，力图探寻中印佛教之间的传播路线。同时，对鹿野苑瑞像图与鹿野苑初说法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古国，并很快影响到整个印度，随后波及东南亚、中亚等。

佛教艺术在不同的文化圈受到各种风土人情与传统艺术的影响有着不同的面貌。这种多样性恰恰能够展现出佛教艺术的魅力。“初说法”，也称为“初转法轮”，表现的故事为释迦牟尼成道之后在鹿野苑第一次说法，度五位比丘的故事。属于释迦牟尼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从此佛教开始三宝俱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团体，佛教也伴随着时间的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之一，初说法图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研究意义印度为佛教造像的起源点，对*早期的佛教艺术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初说法是佛传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主题性的题材，无论人文涵义还是艺术价值，都是佛教艺术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中的构图、排列、主尊的容姿及细部的分析，是本文要研究的课题之一。我们石雕厂家曾在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两次考察印度佛教遗存，并多次考察*佛教石窟，掌握了大量佛教造像遗品的第一手资料。

目前，“初说法”图像的研究涉及到相关的“法轮”与“法轮柱”，以桑奇大塔与阿玛拉瓦蒂艺术中保留的造像遗迹较多，其中新发掘的康纳冈娜哈里佛教遗址中也有出现。巴尔胡特、菩提伽耶佛塔与早期石窟寺如巴贾石窟、贝德赛石窟等也有零星遗存。我们搜集法轮与法轮柱的相关图例约有３０幅。犍陀罗造像中表示“初说法”的题材的雕刻作品，以各大博物馆收藏为主大约有４５例，其中包括“五比丘会见”的作品６幅。秣菟罗“初说法”的单体造像并不多，表现台座上礼拜法轮等情节在造像有１５件。笈多时期，萨尔纳特风格单体造像有１３件，“四相”“八相”图里出现有８幅，此外，萨尔纳特风格的初说法像却对西北印度石窟的造像有很大的影响。印尼、缅甸都有类似初说法的造像出现。石窟造像方面，印度阿旃陀壁画１６、１７窟，新疆克孜尔（第６９、１１０、１８９、２２４、２０５、２０７、１９３窟），伯１ｒ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孜克里克（４２、２４、３７、３８、４７、５０窟）云冈，敦煌等石窟都有对此题材的描述。

此类造像虽然是对文本的描述，但不同时期和地域展现的图像特征和图像配置都有许多变化，通过对“初说法”题材做一梳理，将此类佛教造像进行分析和研究，可对早期佛教造像有所启示。伴随着初说法题材模式的改变，释迦说法的听众也从*开始的“度五比丘”到“菩萨闻法”，展现了从小乘的“罗汉果位”到大乘的“上证菩提”的思想转变。其次，“初说法”虽流传许多地区，其形式也有所变化，以鹿野苑（ｓａｒｎａｔｈ）的“初说法”雕像最为*。后期法轮与双鹿慢慢消失，闻法听众的转变以及转法轮印的产生。犍陀罗后期的说法印，一手握另一食指类似于后期的智拳印，与萨尔纳特的左右食指互捻的说法印形式不太一样。在*，早期的说法印并不常见，多是菩萨的手势，但七世纪以后的佛国净土中可以看到手印，明显是萨尔纳特的说法印样式，而这也反映了秣菟罗造像对*的影响。因此，对这一手印的确立进行论证，并希望能够通过手印的发展演变，对今后的佛教造像题材的主尊定名和年代论证有所帮助。

第一，通过初说法图像的演变，探讨有关*早期佛教艺术的问题。初说法图像在*多结合佛传故事出现，后期作为法华经变中较小的一部分。探讨这种变化有助于更深层的理解佛教思想、造像碑出现的持说法印的主尊身份的确定，以及以新疆地区对初说法题材的喜爱背后代表小乘派别“说一切有部”的佛教思想等，对佛教美术相关的发展、传播以及中印造像的密切关系提供新的线索。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初说法”的图像研究属于佛传故事主题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就对有关印度佛教造像的专著和有关初说法图像相关的研究性文章进行梳理。早期有关初说法的资料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印度佛教造像有关的研究，涉及对初说法图像及相关造像的分析。其次是以初说法为主题的研究，随着佛教考古与美术史研究的发展，梳理相关的图像并分类对探究有着重要价值。第三是早期佛教教团的史料律藏以及部派佛教相关的论书，是研究初说法图像必不可少。

作者：欧阳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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