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雕刻之石碑上的吉祥图案

    石碑雕刻的形式不仅表现在它的整体造型上，而且也表现在细部的装饰上。《营造法式》归纳了当时石碑雕刻的形式与制度，总结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形式，但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古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又少，一种手艺、一种做法很难通行全国，加以建筑本身又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因此某一种建筑的形式和做法在全国各地必然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石碑雕刻当然也是如此。现在分别从碑首、碑身与碑座几部分来观察它们的装饰。要想知道更多石碑的精品请阅读：佛教石碑雕刻精品。

    碑首。在古代石碑上，我们见到的多数石碑雕刻碑首正是《营造法式》所规定的“盘龙”形式。但是盘龙的多少却视碑身的厚度而定，因此并非都是六条。陕西乾县唐代乾陵有一块石碑碑身特别厚，其碑首两侧各雕有四条龙，共计八条盘龙，不少碑身较薄的石碑也有两侧各两条共四条盘龙的。碑首上龙的盘曲姿态也并非都保持一种形式，除了龙头在碑首两侧，龙体在正面盘曲的以外，也有的龙头跑到碑首正面上来了，左右龙头相对，中央有一颗宝珠；也有少量的石碑碑首外形如法式中笏头碣的形状，呈简单的方形而双肩抹角，但是在正、背两面仍用雕龙装饰。有两条草龙相对戏宝珠者，有数条游龙翻腾于云中者，也有用一条巨龙盘结在碑首，龙头突出于碑首中央者，形式很自由。

    这种盘龙的碑首装饰雕刻多喜欢用高雕，高低起伏很大，造成很强的阴影，从而突出龙的造型。山西五台山龙泉寺的石碑雕刻碑首甚至用了透雕的技法，它所产生的强烈效果和龙泉寺石雕牌坊的风格很一致。

    北京有一批耶稣会士碑。这是清初来华传播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国家传教士的墓碑，大多建于清乾隆时期，有意思的是这些西方洋教士的墓碑也用了中国石碑的传统形式，其碑首也是双龙戏珠，只是中央雕刻着一个十字架。多数这类传教士的石碑雕刻之首不用龙纹而改用云纹与花草纹，围绕着中央的十字架。这些装饰多用比较浅的浮雕技法，总体效果比较平和与端正。从这小小的石碑之首上也看到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与交融的状况。

    碑首正面都有篆额天宫的位置。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正方形、长方形、椭圆形，其中又有无边框与有边框之分，甚至还有做成亭子形、牌楼形的，但它们的中心部分都用作书刻碑名之用。有的石碑在篆额天宫部位雕刻了佛像，在碑身部分也有佛教内容的雕刻，这类石碑称为“造像碑”、，它没有一般石碑记事、记人和题名的功能，而成为一件佛教艺术品。石碑碑首除了大多数采用盘龙的形式之外，也有用房屋屋顶形式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六和塔塔院的石碑之首做成四面坡攒尖顶的屋顶形式，屋顶上布满雕饰，四条屋脊上各卷伏着一头兽，兽头向上簇拥着中央的宝顶。屋顶下省略去木结构的斗棋及檐部，直接过渡至碑身，表面也布满龙纹及植物枝叶纹，用浅浅的浮雕，保持碑首与碑身的统一，并在中央留出篆额天宫的部分。

    碑身碑座。碑身碑座是石碑最主要的部分，前后两面都可供书刻文字，所以有许多碑身不做装饰，如果有装饰也都集中在左右两个侧面和前后正面的周边。装饰所用纹样多为龙纹与植物枝叶纹，或者是二者结合的草龙纹。在唐代的许多石碑的侧面可以见到卷草纹的雕饰。卷草是一种植物的枝叶，早在五千年前的彩陶器上就已经见到，后来经过长期的应用与发展，又吸取了随佛教而传入中国的西方、中亚等地区的植物纹饰，经过融合与不断完备，至唐朝形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植物花纹。它的特征是形象丰满，线条潇洒，被称为“唐草”，成为中国装饰花纹发展高峰的标志。但是在明、清时期的石碑上却见不到这种风格的纹饰了。寺院石雕石碑的碑座形象雕刻样式，在不少清代石碑上，石碑两侧及文字四周的边饰多喜欢用龙纹，而且又是高浮雕，突起的龙纹反而使石碑显得缛重，有损于石碑在造型上的完整与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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