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牌楼-建造历史的见证和石牌坊的社会作用

    建于嘉庆二十年的台南重道崇文坊,这是台湾少有的表彰兴学的牌坊之一;新竹的李锡金孝子坊,台中的林春妈节孝坊等牌坊,也因其比例得当,雕刻精致,技艺高超而堪称台湾牌坊的杰作。作为宣扬道德、教化社会的一种方式,台湾的牌坊承袭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道德风范和建筑风格,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岛风风雨雨的社会历程。

　  石牌坊，外观形态尤其是直观样式颇似牌楼的单体建筑，一般只有单枝立柱，而无纵深跨度。旧时多用来表彰忠孝节义的名家人物，国内这类代表性建筑的统称有“功德牌坊”、“贞洁牌坊”、“三元牌坊”、“百岁牌坊”之流。石雕牌坊通常用石料或木料建成，一般以三门、五门、七门洞开。洞开的节数愈多、，其名其势愈显赫。有意思的是，牌坊洞开的节数，旧时不像今人特别喜用“六”这个数，《尚书·洪范》里面格外提及“六”的不幸:“折、疾、忧、贫、恶、弱”统称为“六极”。旧时的价值取向反而看中“单奇”数目，像“一品清廉，”“三阳开泰”、“岁寒三友”、“五福捧寿”、“五子登科”、“七星高照”、“龙生九子”等。

　  牌楼，形式上一看就比坊要厚重复杂很多。牌楼顾名思义，起码是两层三脚四足以上筑物，上方斗拱檐屋，下面可以通行的有顶楼样。目前，北京最为显著的牌楼，肯定首推“前门—正阳门。从性质上看，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42米高的正阳门拥有飞檐三重，阁楼两叠，箭窗四层，俨然是中国版的“凯旋门”。因为早在元代建设这座“丽正门”之际，其中洞的品性和规格，就是专门通行皇上的“国门国道”。

　  其实正阳门中间的“通道”只是形同虚设，皇帝不来走，大门也不开。中国历史上，走背字时的皇帝，没有一个有心情是打正阳门“退朝”的。自古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从定义上看，是缺少什么寻找什么。孔子的“仁学”出现在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的年代。孔子倡导“仁学”是为了找寻失落的“礼”制。也就是“克己复礼”。孔子究竟要复原的是什么“礼”呢?所谓“礼”，它囊括了饮食、起居、冠昏丧祭、嫁娶射御等整个社会生活。由于“礼”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组织结构原则和运行的程序机制，不论上下尊卑、亲疏长幼，所有人际关系全靠礼制维系。如果出格违礼，便会招致不良后果。

　  “礼”既是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的生活规范、家庭人际和谐的润滑剂，冲突的调节器，也是政治生活的纲纪。从这个儿看，家礼与国礼又是相通的。再形象一些看的话，家礼的约束就是牌坊，而国礼制约则是竖起石牌楼。礼制的“三纲五常”当中，其层面起码包含有“父慈、君令、臣共、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妇听……”等内容。牌坊贞洁-时代变化意义不变，但不知为何，家法甚至国礼当中，历朝历代总是把“烈女节妇”“夫为妻纲”之类东西视为礼治大法。从而有了所谓“贞节牌坊”。

     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有一个相当乖张的史实:越是穷乡僻壤，越是陌途险路，那里的贞洁牌坊就越是豪华规范，不可一世。比如享有“程朱阙里”石雕牌楼圣景的皖南徽州，随处可见“贤尚”、“妻节”、“慈孝”、“昌礼”一类贞节牌坊。在徽州的桑梓乡土之上，宋明两代遗留下来的贞节牌坊遥巡成群，落寞地矗立在凄婉的原野，大部分的四柱贞节石坊枋额上面，通常写有“矢贞全孝”、“立节完孤”一类的敬辞。修坊的主旨，无非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白勺礼教理学。与牌坊不同，牌楼多数情况下修建在城镇的“豪华”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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