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石牌坊牌楼等雕刻的文化底蕴及艺术特色

    本文所说的古徽州是指位于皖南的“徽州”文化区，其范围大体上是明清时代的徽州府的辖区，包括歙、休宁、婴源、祁门、绩溪和黟六个县。这里有震惊世界的古民居，更有依附其上的“生雕”艺术令人叹为观比。这里有众多的石牌坊、牌楼，民居中的门楣屋檐均饰以精美的石雕、砖雕，层层相叠，不胜其繁;民居内更是木雕梁栋，细致绝伦，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就此探知这些雕刻装饰的文化底蕴及艺术特色，并揭示其繁荣的基础。

    其一:林立的石牌坊是宗法制度的活化石

    徽州地区现存的数量众多，造型考究，雕刻精美的石牌坊以及蔚为壮观的石牌坊群，都可以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画，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形象化阐释。

    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统治者，无一不是极力调动各种手段、宗教学说为其统治服务，他们或立佛教为国教，或视道教为止宗、或独尊儒术、或几者兼举，其核心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以此为工具来强化统一。在宋代，徽州地区就产生了象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他承袭程颖、程颐之学说，发扬了孔孟之道，创立程朱理学，迎合了封建帝工的需要，他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屈人以顺天”的学说，被自誉为天子的统治者大加利用，成为规范世人高行的标准，并物化为遗留到今我们仍能见到的古迹—石牌坊。这些石雕牌坊、牌楼，因所要表彰的人物、事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命名，如“功德、孝子、乐善好施”以及“负节”石雕牌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这些牌坊名目繁多，结构形式各异，但却是为了宣扬一个共同的“生旋律”，就是要用直观形象化的语高阐释封建的宗法制度，宣传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道德理念。

    现存于歙县解放街十字路口上的“大学士牌坊”，是为了纪念许国而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修建的。许国是何许人?据《歙县志》载:“许国，歙县人，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而步入仕途，万历十一的（1583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赞机务，旋加封太子太保”。可见，他是一位“学而优则仕”，并仕途畅达的成功人士。在他的这座石牌坊上雕满了富有暗寓的图案:南刻“巨龙腾飞”，寓皇帝南面而王和许对朝廷的忠诚;北刻“瑞鹤翔云”，寓天下太平和许超尘脱俗的高洁品格:东面雕有“鱼跃龙门”，寓意着许是通过科举，凭文才登上仕途;西面雕有“威凤祥麟”，寓难得的贤才出现于盛世。石坊除雕刻大量形象化的浮雕以外，四面还分别镌刻有题签加以说明:南北两面的顶层和侧面的第三层正中镶嵌着双龙盘边的匾额，上面直书“恩荣”两字，底层四面的额坊上分别镌刻着“大学士”三个字，前后两面的小坊上署有“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全副头衔;第二层坊上各为“先学后臣”，“上台元老”斗大楷书刻字，可谓是做足了官样文章，这实际上是一座“科举取仕”的纪念碑，象征着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科举入仕的崇高地位和为家庭带来的无上荣誉。

    除此而外，徽州还有诸多褒奖地方官员克己奉公、富绅乐善好施、父慈子孝的牌坊，如西递村的胡文光石雕牌楼，棠樾村的鲍漱芳父子乐善好施坊，慈孝里坊均属此类。各朝的帝王也都御笔“恩荣”以示褒奖，据载:乾隆皇帝曾为鲍氏祠堂御书“慈孝无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这些举动无疑对安定统治，教化臣子、领导民风有养积极的意义。提倡“忠、孝、节、义”，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计，木无可厚非，但为宣扬贞节观念以至于以茶毒妇女性命、摧残妇女身心的贞节牌坊的建立，实为有背人道了。同在棠樾石牌坊群中的鲍文龄妻节孝坊，鲍文渊妻节孝坊就属于这一类的牌坊。据《明史·烈女传一》所记“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夫之事”，从明代开始，还著有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鸟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自砥，其著于实录及群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可见统治阶级对贞节之重视。

    在理学渊源之地的徽州，对节烈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广大妇女耳濡目染，铭刻于心。失去丈夫者，“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在婺源县城还有一座建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孝贞节烈总坊，所载自宋以来的贞烈妇女2658人，到光绪三年（1877年)重建时人数又增加到5800多人，短短四十载，其增加的数字令人震惊!

    这种用妇女血泪凝铸的节孝石牌坊，满足了封建卫道士的阴暗心理。为不幸的妇女追加所谓的“荣光”，无疑是要用一个个实物的教材，继续误导千千万万的妇女甘愿受封建礼教桎梏。

    遍布徽州的石牌坊石牌楼，是徽文化的缩影，更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活化石，它的数量越多，范围越广，越说明封建礼教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之深，以及对妇女身心的摧残之甚!

    其二:浓郁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决定了民居装饰风格的基调

    徽州的建筑装饰，无论是官宦巨贾，还是小户农家装饰的雕刻，尽管形式种种、材料各异，但究其内质无不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古徽州，虽说宋之前是群雄纷起，充满了刀光剑影的草莽之地，但“随着晋、唐末、南宋这三次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人口南徙过程，这一地区接纳了大批的中原士族，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逐步融合”。自宋以后，渐渐形成了“十室九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太平景象。又因这里是理学的故乡，儒家观念影响深远，“先儒名贤、比肩接踵”，普通老百姓中“肩圣贤而躬实践者”也所在多有。故这里被比拟为孔孟故里，成了仁义礼治之邦，“东南的邹鲁”。据资料显示:宋、明、清三代，徽州各县考中进士的总计达1242人之众，有力地促进了徽州社会的儒教化，所以，被统治者接受为官方儒学的程朱理学，经社会之教化，己成功地转为世俗儒学，主宰了徽州人的思想行为，故以“治国、齐家、修身”的教义为主要内容来装饰民居官宅的雕刻艺术的繁盛，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孝道”、“忍让”、“中庸”、“崇王”、“恩荣”、“忠义”、“冠礼”、“读书及第”、“福禄寿”、“小康之世”等等反映儒家文化木质特征的雕刻艺术就找到了依存的思想基础。 

    位于宏村的承志堂，是一座大型的徽商民宅，在其前厅的额杭上就雕有长约2米、高50公分的大型木雕《唐肃宗宴官图》，前厅中门上雕有《百子闹元宵》，东西两边还雕饰着《三英战吕布》、《战长沙》、《长坂坡》等富有寓义的浮雕。在后厅的额坊上雕的上《郭子仪上寿图》，内容是褒扬唐朝重臣郭子仪治国治家有方的故事，南向梁坊上雕的是《九族共荣图》，也叫《百忍图》，表现的是唐高宗时，张公艺九世同堂，和睦相处，保家守业，敦睦家族的事迹为唐高宗所知，高宗驾临张宅，为张家九世同堂赞叹不己，询问张公艺治家之法，张连书百个“忍”字，高宗顿悟，赐锦帛、授金匾，立为治家楷模的故事，这等警示后辈治家要以忍为主、尊祖敬宗，读书积善的雕刻作品是完全与儒教的文化思想相暗合的。

    在黟北的锥山村，有一座繁雕满壁的木雕楼，在这家曾为从四品文官的宅院中，不论是厅堂的板壁、天井四周的莲花门、梁柱、雀替、石墩以及厢房的门窗，槛台等等，总之，目之所及处均饰以雕刻，是一座名符其实的木雕楼，就其图案分类: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文学名士、历史事件以及神话传说等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位于那十二对莲花门窗格心上的“二十四孝雕刻”故事，从东西依次排一、孝感动天 二、亲尝汤药 三、啮指痛心 四、百里负米 五、芦衣顺母 六、鹿乳奉亲 七、戏彩娱亲八、卖身葬父 九、刻木事亲 十、行佣供母 十一、怀橘遗亲 十二、埋儿奉母  十三、扇枕温衾十四、拾葚异器 十五、涌泉跃鲤 十六、闻雷泣墓 十七、乳姑不怠 十八、卧冰求鲤 十九、恣蚊饱血二十、扼虎救父 二十一、哭竹生笋 二十二、尝粪忧心 二十三、弃官寻母 二十四、涤亲溺器。

    这些雕刻，表意明确，内容系统完整;形式对仗，形象生动直观;但上叙这些教义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一些不情伦纪的愚孝，也是我们应该批判的，但它毕竟代表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极力倡导的。置身于这种浓郁的儒教氛围中，其教化熏陶、润物无声!

    其三:富甲一方的经济实力造就了徽州雕刻艺术的辉煌

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这是徽州承志堂中的二幅对联，很能概括古徽州人的生活追求和经营理念。

    由于徽州土少人稠，在这样客观环境的压力下，徽州人“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为此，徽州男儿背井离乡、经营四方，凭徽人的聪明才智和营商策略，逐步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渐渐形成了雄视周边的徽商集团。但饱含儒文化熏陶的徽州商人远没有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恪守“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故而，他们又凭“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策略，带动了徽州文化中商、学互动良性循环。大盐商鲍尚志自称生平有三愿:“一为二代建坊表，一认引地为配商，一子孙入学读书能成”。商人程镶临终嘱子孙曰:“吾少业儒，有志未就，弃而为贾，藉藉有声，汝曹当明修行，以善继述”。拳拳之心，溢于高表。

    在这种心理意识的作用下，为夸耀门庭，并教化子孙，暴富了的徽州巨贾在兴建祠祀、牌坊的同时还大力推进教育，资办学堂，以他们雄厚的资木为后代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并不惜重金，聘请能工巧匠，将儒家的教义雕满厅堂，以荫子孙。所以，他们的庭院建筑、在讲究栋宇鳞次，宅院相贯、豪华舒适之外，细部的装饰更追求美矣美伦，竭尽雕刻之能事。大门的门罩、门楼、照壁、门额和八字墙多用砖雕镶嵌;望柱、石栏板、华板、柱础多施以石雕，大厅的梁架、窗户、格扇门、雀替、楼梯则是木雕的用武之地，他们因意、因形、因材施雕，力求细镂如画，并描金饰银，富丽堂皇。据传，修建“承志堂”共耗资白银六十万两，而全部的木雕由二十个工匠雕刻了整整四年才得以完成，仅在木雕上所镀的黄金就达一百余两。

    徽商的豪奢，给广大的能工巧匠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经商好儒的巨贾们之世界观决定了雕刻的内容及品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徽州雕刻艺术的繁荣。

    其四:匠心的工艺变形，完善的雕刻技法

    徽州的建筑雕刻很讲究装饰美，或者说它应属于工艺美术的雕刻范畴。在整体造型的处理上，技法服从于特定的器物，并在此之上合理布局空间比例。为增加视觉美感，徽州的雕刻艺术家将花茎叶蔓、石朵水纹变化为规则整齐的“百结”与“问纹”。这种工艺图案的语高，可上下贯通，左右联系，被用为填补空白，串起一个个人物场景，营造出疏密相间，贯气统一的整体效果。如雉山村的木雕楼，虽木雕整体上未养任何金银与探漆，但满壁的繁雕似锦，竟传达出金碧辉煌的灿烂感来，着实令人称奇叫绝。

    实用性与装饰性完美结合:楼里的一对石凳，在宽约50公分的黯黑大理石上，圆雕养满捆的书简，应物象形，匠心独运，既是完整的雕刻精品，又是实用的矮凳，就坐此“文化”之上，自然是心无俗念了。

    围墙的透窗石雕除满足采光、透气之实用要求外，还与建筑整体风格相统一，大而积单色粉墙饰以精巧玲珑、造型各异的黑色透雕，与整体建筑的黑瓦组合相得益彰。

    徽州的雕刻技法是全而与多元的，几乎所有的雕刻手法在徽州都能找到印迹。石雕、砖雕、木雕“三绝”;浮雕、圆雕、透雕皆擅。有的透雕是两而雕刻，正反都可观赏，有的浮雕、圆雕并用，多层雕琢;有的在五、六厘米的厚度上，竟雕有一七、八个层次。为迎合市民口味，有的雕刻中的门窗竟能转动开合，偏具匠心。在工艺上有的粗放、有的工细;有的率意简约;有的严谨缤密。视民居主人的品味要求，有的追求方正、块而明朗;有的意在中庸、线条圆浑柔和，呈现出多元、完美的雕刻技法。

    其五:精湛的解剖学知识，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

    过去，在我的意识中，中国雕刻艺术在人物上是弱项，因为东方的哲学理念是天人合一、物与神游，故而造型多取意象，讲求神完气足，而对人物的比例解剖知识则较少研究，山水、花鸟、石雕狮子等雕刻的雕刻水平要高于人物的塑造。其实，这只能归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徽州承志堂和卢村木雕楼的人物木雕彻底地扭转了我对中国古代人物雕刻的偏见，深感在徽州不但有精美的动物花鸟雕刻，其人物的造型及雕刻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窃以为兹毫不亚于希腊、罗马的雕刻。仅以卢村锥山木雕楼内的人物雕刻为例，其中《石雕二十四孝》之一《乳姑不怠》中的媳妇半裸浮雕，比例精确，体态生动，在仅有四、五厘米高度的人物上，传达出少妇健美身躯、善良的心灵。在其下的腰板上雕刻的孩童执香燃炮的情景，那欲点还怕的神态，身体与手指紧张相反的运动趋势，产生了运动的幻觉!其不俗的雕工、言简意赅的细条、栩栩如生的造型，使我目瞪口呆!配合人物及情景塑造，古徽州的雕塑艺术大师还从宏观上把握光线对雕刻所处位置的影响，人物周围背景的雕板深浅也随雕刻的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以期突出主要人物及情节，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这不能不使我们为古代民间的雕刻艺术家精湛的艺术造诣和聪明才智所折服! 

    其六:姊妹艺术的影响丰富了雕刻语高

    徽州雕刻所达到的如此之高的艺术成就，是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崛起的新安画派造就了如渐江、查士标、虚谷、黄宾虹等一大批徽籍大家，其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对民间的雕刻艺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徽州在明代还是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入清以后，这一地区不但刻书业居全国之首，还为当时著名的小说、戏曲刻印插图，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等等，以及陈老莲的绘画作品《水浒叶子》的雕板都出自徽州刻工之手，其木刻版画的艺术语高亦被民间的建筑雕刻艺术家所借鉴。除此而外，徽州还以徽墨、歙砚而闻名天下，众多刻墨模和雕石砚的能工巧匠的技艺也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建筑雕刻艺术。使得雕刻艺术在徽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以上是我对古徽州石牌坊牌楼等雕刻艺术的几点肤浅之见。徽州是一片文化底蕴丰厚、古迹众多、人杰地灵的宝地，有待于我们做更深更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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