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石雕佛塔

发布时间：2013-10-03 08:00:03 阅读：9555

辽代建造了数量众多的石雕佛塔，其上的装饰纹样题材与风格也受到了中原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例如:辽塔上龙纹浮雕体现了辽代佛教文化受到了大汉民族文化的影响。龙是帝王的象征，此种观念在汉民族观念中由来已久，《周易》有乾卦为王者之象之说，龙喻帝王的观念在汉代即已流行。体现在辽塔上的龙纹如万佛堂石雕佛塔上的双龙争珠应该是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在辽塔上还有许多精美的乐舞石雕，辽占领燕云十六州后，大量掠夺汉族乐工与乐典，辽都上京所设教坊中大半都是“汾、幽、蓟”等地汉族乐工，辽塔上的乐舞人所持乐器有笛、筝、箫、大鼓等，其人物体态、脸型、服饰虽是契丹人的特点，然而所用的乐器却都是中原汉民族常用的。在观音寺白塔(天津)北面各有一幅“莽势舞”的舞姿图，“莽势舞”是最具中原汉族舞蹈艺术技巧的舞蹈。这种舞蹈基本上是以唐代中原汉族舞蹈为模式改编而成的。;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出，汉民族的音乐、舞蹈影响了契丹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其影响力也辐射到辽代佛塔的装饰浮雕上了。

辽代石雕佛塔对西域文化的兼收井蓄，佛塔体现了佛教文化，佛塔，无论天高地远，自有一隅安宁，他是和佛教文化相辅相成的。

辽代佛教文化具有兼容性特点，还表现在对漠北、天竺、海外等佛教特色化的吸收与融汇上。辽代佛教文化对西域佛教文化的融收，主要表现在常有这些地方的高僧来到契丹辽地，直接向僧俗佛教徒传授他们从家乡带来的、颇具当地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如道宗咸雍三年((1067有西夏的回鹊僧人来契丹辽地传经气乾统十年(1110)据《云居寺供塔灯邑碑》记载，河北地区还有直接从西土天竺来的高僧。来自西域的佛教文化逐渐渗透到了辽国佛教文化血脉中，不仅影响了辽国的佛书经卷，而且还影响了佛教建筑的样式和装饰纹样特点。辽代石雕佛塔上至今保留着大量的西域浮雕纹样，这些带有西域纹样特点的浮雕，反映了辽朝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石塔,经幢

由于辽建国初年，便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伊斯兰等国家建立了友好

关系，一些来自印度、波斯和希腊的装饰纹样如莲花、西番莲、火焰纹、狮子、飞天、宝相纹等纹样成为辽代石塔上的主要装饰，特别是莲花、西番莲和飞天在辽塔上被广泛应用。辽塔上颇具西域风格的纹样，生动的表现了辽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辽代石雕佛塔浮雕装饰题材还反映了西域的风俗文化。辽朝皇帝每年夏秋两季都要到庆州避暑，大批权贵也要跟随皇帝到庆州伴驾，所以善于经商的西域胡人云集庆州，形成西域移民集团，使庆州的文化也带有浓厚的西域色彩。在庆州，每逢重大的佛教节日，西域的歌舞杂技艺人便充当佛祖庆典的主要表演角色，于是西域歌舞杂技内容也被雕刻在佛塔之上，庆州白塔(内蒙古)经过修缮后，其上富有西域特色的歌舞浮雕向人们诉说着西域的风俗和文化:来自西域的外国杂技艺人，深目高鼻满脸络腮胡须，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胡服，手持圆环、如意和彩带逗引狮子和大象作各种表演;在庆州白塔第一层斗拱的拱眼壁上，还刻绘了许多胡人手持胡琴、琵琶载歌载舞的场面，庆州的石雕佛塔的设计图和制作的这些表现西域风俗文化题材的浮雕，成为辽国和西域各国友好交往的见证。

辽工的雕刻技艺也受到了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孔雀、怪兽、狮子等都是西方建筑装饰中常见的动物，这些来自西方的动物如怪兽、狮子形象在辽塔上多有出现。横跨欧亚大陆建立的波斯帝国在萨珊王朝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动物、花鸟图案有“对称性”特征，这种石雕图案构成形式在隋唐之际己为我国雕塑工艺所吸收。到了辽代在吸收的同时又有所发展，这种构图形式演变为均衡对称，辽塔上的花卉图形多采用均衡对称，表明来自西亚艺术的造型构成形式对辽塔浮雕装饰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游牧文化、汉民族文化、西域文化等因素的分析对研究辽代石雕佛塔建筑装饰艺术具有指导意义，从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辽代石雕佛塔装饰的多元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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