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座的演进

     须弥座是一种叠涩的基座。须弥座在印度*初采用栅栏式座样，后来(约东汉初)才有上下起线的叠涩座，这大概是受键陀罗影响。须弥座在我们一千年的演进中，其形式大略经历了一个由"简单一一繁缚一一简炼"的过程，其饰面则经历了由"少一一多"的过程。

    六朝时期，须弥座的断面轮廓非常简单，在云岗北魏石窟中，可以看见它在我们的早期形象，无论是佛像之座，还是塔座，线脚都很少，一般仅上下部有几条水平线条，中间是束腰，如云岗第六窟、第九窟浮雕塔下的须弥座和第八窟、十窟的佛像、龙门石窟古阳洞的佛座。此时须弥座的座壁大多素面无饰，或仅有一些简单的莲瓣纹、卷草纹。这种简洁的风格一直到隋代仍非常普遍，现存的一些造像基座表现得很突出。

    大约到了唐代，须弥座有了较大的变化，叠涩层增多，外轮廓变得复杂起来，壁间用小立柱分格，内镶壶门，装饰纹样渐渐多起来。例如天龙山石窟第九窟漫山佛之座、佛光寺后无垢净光塔基座、南禅寺大殿佛台等。五代时期除沿袭唐代做法外，仍有一部分继承了六朝简洁风格，杭州慈云岭造像和灵隐寺双塔基座均是如此，可谓早期风格的再现。

    宋辽金之际，须弥座已十分成熟丰富，形式进一步走向繁缉，走向程式化，官方规定了具体的做法，北宋颁布的建筑专书《营造法式》中就有垒须弥座之制"共高一十三砖，以二砖相并，以此为率。自下层与地平，上施单混肚砖一层;次上牙脚砖一层，比混肚砖下眼收入一寸，次上笔牙砖一层，比牙脚出三分，次上合莲砖一层，比笔收入一寸五分;次上束腰砖一层，比合莲下眼收入一寸；次上仰莲砖一层，比束腰出七分;次上壶门柱子砖三层，柱子比仰莲收入一寸五分，壶门比柱子收入五分;次上寻涩砖一层，比柱子出五分;次上方涩平砖二层，比餐涩出五分。如高下不同，约此率随宜加减之，如殿阶基作须弥座砌垒者，其出入并依角石柱制度，或约此法加减。此虽然是一种颇为复杂的形式，但在宋代甚为流行，实际中的线脚不一定都与《营造法式》相吻合，可大体一致，诸如苏州玄妙观三清殿殿内须弥座、宁波保国寺大殿佛座、'太原晋祠圣母殿座，以及应县木塔第三层塔心室佛室。辽、金盛行密檐式塔，这种塔的基座是装饰华丽的多层线脚须弥座。

    元代须弥座的形式，开始出现简化的趋势。由于刺嘛教的盛行，以及刺嘛塔的兴起，平面呈亚字形的须弥座大量出现，广泛地用于造像和刺嘛塔中，如杭州飞来峰造像之基座和北京妙应寺白塔基座。

    明清时期，须弥座又走向简炼，尤其是官式建筑*是如此，清官式须弥座的做法，按梁思成先生编《营造算例》:"须弥座各层高低，按台明高五十分归除，得每分若干，内圭角十分，下柱八分，下果六分，带皮条线一分共高七分，束腰八分，带皮条线一下二分，共十分，上袅六分，带皮条线一分，共高七分;上杭九分。众多的明、清北京官式建筑的须弥座，清代北京大慧寺大悲殿观音像基座、绍兴兰亭乾隆碑亭基座等，均是较为标准的清式须弥座。此时须弥座上的装饰愈来愈丰富细腻，各部位都有许多纹饰，大量采用卷草、云纹、水纹、断字、亚字纹、动物纹、莲瓣纹等。因此这一时期的"简炼"，仅仅是对须弥座形体而言，在装饰艺术上则是异常华丽，所以它不同于早期须弥座的简洁形式。

    明清时期一些次要建筑的须弥座，并非都用官式做法，表现形式多样，大同观音堂三龙壁琉璃基座线脚轮廓构图比宋代*为繁缉复杂。但这不是主流。在各地的民间建筑中，须弥座*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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